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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人们纷纷选择“就地过年”。
我们连线采访了叶兆言、黄梵、葛亮、曹寇、潘知常、李晓愚、吴晓平、汪雨萌。
请他们聊聊自己的过年计划。
陈曦白雁王凡张垚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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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
“过年就是写作，写作就是过年”
对叶兆言来说，过年就是在家写作。一年天，天天如此。年尤其“勤奋”，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了，写了大量中短篇，写的短篇够出一部小说集了，手头还在写长篇，写得昏天黑地、非常痛苦，但他几十年也都这么熬过来的。过年不能外出，这样也挺好，可以安心写作。
——
我真的很简单，我本来就是在家写作,所以有没有疫情对我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的区别就是,现在老人不在了,如果没有疫情的话，还真是有可能会出去。过去有老人在，从来不出去，所以总想到，如果没老人的话，我们就可以出去、换个地方、改一种方式。因为一过年，家里的阿姨也回家过年，就会特别忙，一直觉得过年是个负担，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出去。现在发生这种情况，也不能出去了，所以一切照旧。说老实话，我觉得这样挺好，因为也在写长篇，也写了好长时间了。写的什么还不能说，因为没写完呢，反正还是写南京的，还是写中国的， 能说的就是，写得我很痛苦，很咬牙。不过我好像几十年也就这么过来的，熬惯了，习惯了，对我来讲也正常。
去年我写了很多，但发得不多。去年一直在写中短篇，想把中短篇写好了放在那，然后我就好写长篇。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状态——有一些写好的小说放在手上，慢慢地发，就可以很定心地写长篇。去年写了好多，后来寄出去了，一寄出去就比较麻烦，就马上、立刻要发，最近都要集中发出来，好像一 月份都要有小说发出来，弄得我很“敬业”，我还是希望留着慢慢发。其实一个作家的写作和外在的状态是有个时间差的。
我过去短篇写得比较少，去年一年特别奇怪，写了9个短篇，等于是给自己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集。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我一共才四个短篇小说集，就是说我写作四十年，基本上十年才出一个短篇小说集，结果去年一年写的短篇凑起来，就写了一部，所以这会变成我的第5部短篇集。至于什么时候出版，取决于我什么时候把它全部（在刊物）发表完。已经签了合同，还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暂定名《水晶灯下》。题材都差不多，我也说不出来什么风格，都集中在今年上半年发，还有两篇我想等到下半年再发，不想全部一下子都没有了，我会有点慌。另外还写了一个中篇，还没有定给哪家。我不太想全部发完，因为长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好。
我的创作状态一直还可以，一年到头每天就是坐在那儿不停地写。其实很无聊的，我确实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人。我一向比较认真，年情况尤其特殊，起码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几乎都是天不亮就开始干活了，天天如此。虽然每天写的字数不是很多，但是工作量还是蛮大的、蛮辛苦的。我感觉自己像个用功读书的大学生一样。我习惯了，过年我也无所谓放不放假，过去因为有老人，可能真会歇个一两天，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应该说不会休息的，可能会少干点活、少干点时间，但是我心里觉得没有必要歇。写作也不能说不苦，但是我就习惯这个事情。
疫情对作家的写作状态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有说更好，大家可以少搞点活动。世界是有改变，但是我想对作家来讲没什么改变。至于有什么思考？没有。我这人 的特点就是基本上不怎么思考，因为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像我们这样的作家，写了这么多年，知道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其实已经是微乎其微了，你对这个社会也没什么影响。明白这个道理以后，那也就是处理好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这个社会对于我来说，只要不打仗，我觉得也就这么回事，都能忍。年龄大了对吧？除了打仗，其他我觉得都能忍。
我跟女儿楼上楼下住着，现在也做外公了，每天可以玩一会。过去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有了第三代，有时候会感觉在家里面变得德高望重了，家里面也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老爷子在写东西，不要打搅他。小孩子看时间差不多了会问，姥爷能陪我玩了吗？我觉得也挺好，蛮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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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
“回不了南京，甚想念”
葛亮是南京人，现在香港工作生活。因为疫情关系，往年回故乡过年的他，今年准备在香港“就地过年”。他说，疫情改变了生活方式、教学模式，但对写作来说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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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我是要回家乡的，今年回不去了。两地还没有通关，从香港回内地，需要两地分别隔离。这样的状态估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上次返乡，还是去年初回来参加省政协会议。疫情之下，将近一年没有回南京了，很想念。
过年怎么过？因为有“限聚令”，在这里也不可能出去吃年饭，晚上餐厅都是关门的。香港目前的疫情还是挺严峻的。其实经过了去年一年，对于这种常态化的社交，包括这种热闹，已经不会有太大的期许。香港有一个短暂的春节假，安静地在家里休整几天，也蛮好的。
年我也没有特别地“宅”，进行了一项非遗研究，完成了两本学术著作，写完了一本关于匠人的新小说《瓦猫》，预计节后就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也在写一部计划中的长篇，“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一部关于岭南文化百年历史的作品。《朱雀》是献给我的家城南京，《北鸢》书写了我的家族，而我迄今在岭南地区也生活多年，此次将视野投注这方水土。希望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从文化气息上，三个不同的空间之间有所呼应。这是一个完整的写作规划，如果顺利的话，今年应该会完成。所以过年对我来说，主要是在家看书、写作。
去年香港疫情比较严重，对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挺大的，不过现在大学已经进入一个趋于常态的工作模式了，老师们已经返校。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格局，首先我的工作模式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本来我们在教学当中是非常重视和学生互动的，现在变成“双轨制”以后，大量依托于网络教学。另外，观念也要跟上。我在新书里面就有写道，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个老教授，他当时没有办法去面对网络教学，他就拿了一个皮诺曹的公仔放在面前去扮演他的学生。以往要开研讨会，肯定要飞到当地去，现在也是在网上交流，你已经感受不到这种空间的存在和区隔了。另外，你会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状态，会去健身，生活会比以往更加自律。而且你会有这样一种意识，以前你作为个体是融入环境的，但其实我们和环境之间也需要相互地支持。
最近在看《伦敦六百年》，挺有感触的。它有点类似于纪录片的写法，让日常跟历史之间产生一种关联，中间有一些小说化的场景，包括剧院文化的兴起，甚至涉及伦敦所经历的疫情、大火之类，以往看这种书，恐怕就不会有如此现实的一种联想。疫情之下，我们已经被动地互联网化了，所以你看这些在地场景会有可触可碰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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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寇
“在村子里，找沟沟汊汊钓鱼”
曹寇，南京人，小说家。在长江边长大的他，热爱写小说，也热爱钓鱼钓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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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京长大，长江边的八卦洲，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以前过年的时候，因为单身，会和朋友们出去玩玩，呆在家里过年真的没意思。有一年，我和几个诗人到皖南几个小城市走了一遭，找当地的朋友，没有朋友就几个人自己玩。我喜欢“蹿”的感觉。
成家了，有了孩子，当然不便抛妻别子自己出去快活。加上疫情，今年肯定只能呆在南京过年了。去年就是在八卦洲的村子里过年的，记得当时好像疫情比今年紧张。今年还是在村里过年。村子原来有老宅子，前两年我自己又在宅基地盖了房子，然后就一家老小都从市区搬回来住了。如果有推脱不掉的事，市区也去，两边住吧。
今年看情况也不方便走亲访友，也不能去别的地方，钓鱼是打发时间 的方式。我现在主要就是找一些没人承包的沟沟汊汊之类的去钓一钓，能钓着就钓着，钓不着也无所谓。因为孩子太小，现在主要在家带孩子，估计春节期间也未必有那个紧凑的时间去写东西。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长篇，还有一个中篇，都在写着，也就是都在拖着。另外，主要就是应付一家杂志稿约。我在这家杂志开设了一个小说专栏，每个月必须得交付一个短篇故事。这个专栏是我的工作，也是生活来源。必须得及时完成。
阅读基本上没有预设，从来没有逼着自己去看某某书的习惯。很随性。正好某本书在手边，且看下去了，那就是它了。关于阅读，还需要补充的是，今人的书，除了朋友的，其他我基本不读。你问我读不读育儿书，肯定不读。首先，我的父母没有读过育儿图书也把我养大了，其次，人各有异，育儿无需遵循别人的成例。另外就是，我根本不信任任何“育儿经”。手上正在读的一本是日本作家浅田次郎《壬生义士传》，讲的是幕府晚期新选组的武士的故事。另外，刚读完一本，是温功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这本书介绍明朝宦官的奇闻异事及其对宫廷政治的影响，把从洪武帝到崇祯帝，整个明朝的全过程，也整个介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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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梵
“儿子鼓励我把诗写下去”
黄梵，诗人、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教授。近年来，致力于进行创意写作的社会启蒙工作，并于年完成《新诗写作课》一书，预计今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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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们本来想一家人去海南过春节，本来已经准备订机票了，但因为疫情的原因，只好终止这个计划。我一般春节期间会拿出一个星期时间陪陪家里的两位老人。平时教学、写作事情多，就只是照顾他们的生活，交流方面就比较忽略。
关于写作，去年，我一直在写《新诗写作课》，已经写完交给出版社了。接下来写的《小说写作课》，因为前段时间教学非常忙，所以就暂时停下来了，一二月份，包括春节期间，我要利用空余时间赶快接着往下写。我现在比较急于赶快进入小说和诗歌的创作，创作一些相对分量重一点、篇幅长一点的作品。
也会继续写一些短诗，写所谓的新咏物诗。我前段时间写了《灯》，疫情期间写了《白口罩》《三文鱼》，《三文鱼》发表以后，美国汉学家也在翻译。儿子前段时间回来，看了我从疫情以来写的一些咏物诗，很喜欢。比如，我书房里有一张我姑姑演汉剧青衣的照片，我写了这张照片，本来以为过去年代的这种事，年轻人不会有兴趣，但他对写这张照片的诗特别有感觉。让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些六零后跟九零后，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代沟。他当时的一番话，对我是很大的鼓舞，我好像有了新的动力，可以继续写下去，争取到明年结成一本集子。
谈到读书，我最近在重读一些经典，比如康拉德《黑暗的心》《在西方的注视下》，一直在反复读。另外，《金蔷薇》我前段时间读了两遍。最近还在看圣埃克苏佩里的《夜航》。当然也看新的书，像以色列的凯雷特的《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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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平
“越寂寞，越想营造不寂寞的年味”
吴晓平， 节目主持人、作家。疫情阻隔了老吴与远在新加坡的女儿的春节团聚，老吴说，这是他们老两口的一个“空巢年”。尽管有颇多无奈，必须要面对寂寞，但是他们家的年味并没有因此减少，因为年味是靠自己用心营造的。
——
前两天做节目的时候，搭档施岚还臭我说：往年这时候，你早已经心花怒放地飞往新加坡和女儿团聚，或者女儿从新加坡飞回南京过年了。是的，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团圆过年的。可自从去年因为疫情，我和老妻在新加坡过完年后仓皇回到南京，已经一年没和女儿见面了。原以为一年时间疫情可以控制住，今年春节可以见到女儿、女婿、可爱的小外孙女，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能实现了。我们两个“空巢”老人怎么过年呢？我们想方设法把家里面尽量营造出过年的气氛。
从上周开始，我们就去买了各种各样的花，还特意到浦口买了蝴蝶兰。洛阳朋友又寄来了牡丹。我家老妻特别喜欢花。现在家里从客厅到阳台全是花，已经很有过年的气氛了。另外呢，我们的年货从前段时间就开始准备了。香肠、咸肉、咸鸡、咸板鸭……早就挂在阳台上，冰箱里面也是满满的。亲家也寄了年货来，女儿也给我们寄来小零食。
大年三十我这么打算：上午去看望我95岁的老父亲，我们弟兄姊妹四个，各家都会做菜带去。因为疫情，我们的儿女们大部分都不能在身边。所以，这算我们这帮老人的一个小团聚，到更老的老人家去拜年。大年三十晚上，我和老妻还是会早早把年夜饭吃好，等着看春晚。桌上肯定摆着琳琅满目的花生米、交切片、水果。往年有孩子在身边，那吃得是热闹，小孩子一会儿抓一把糖，今年就我们老两口，能吃两颗糖就不错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把吃的都摆上。到了大年初一一大早，我们的小辈会向我们视频拜年。我们把压岁钱准备好，云发红包。等他们拜完年，我肯定会和老妻去外面走走。我们会开车去浦口，那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到老山边上转转，去乡间走走，看看农村的过年风俗。至于往年那些朋友之间的互相拜年全部取消了。
尽管现在过年，与早年相比少了一个自己“忙年”的过程，但是形式上一点不少。越寂寞，越想营造不寂寞的年味。哪怕没有年味，自己也要想办法出去闻闻年味。就像我们每年必去夫子庙，就是去闻年味。年味在哪里？就在糖葫芦、油炸梅花糕的味道里，就在来来往往的行人红扑扑的笑脸里。年味里还有回忆，我们在贡院街上走一圈，在文德桥上走一走，一边走一边就会回忆，当年我们的厂曾在这里，当年我们哪个同学住在这里。今年我还会去看看改造后的小西湖，那是我爱人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找寻的年味。我们怀旧，怀念旧街道、旧味道、旧人、旧事……也正是因为今天的日子越过越好，才会去回味当年是怎样走过来的。
过年，我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看书，我特别喜欢看历史类的书籍。最近我正在看《 》的电视剧，同时我也找了很多本与 有关的书来看，包括人物传记，对照着看，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的触摸感。在写作方面，计划在牛年能新出一本散文集。
牛年要来了，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扭转乾坤。这一辈子我跟牛打交道很多，我从小在奶牛厂长大，有牛的情结。我们这辈子也真跟牛一样永远在付出。虽然我这个年纪，不应该讲这么要强的话了，但我真心祝福年，疫情消退，大家发扬“牛”劲，整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都“牛”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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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愚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年味”
李晓愚，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对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李晓愚来说，除了早年出国留学的日子，每年春节她都与家人在南京就地过年。团聚、阅读、写作是她气定神闲的日常，也是她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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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常态。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的父母、亲戚全都在南京，后来成家之后，我也把我的公婆接到了南京。我想了一下，40多年的人生当中，除了在国外留学时没有能够回来过年，基本上我每一个春节都是在南京过的。对我来讲，最古老最传统最朴素的方式就很好。今年也是一样，就地过年。
不过，我还是能体会到那些不能够回到家乡，不能够和家人团聚的朋友今年春节可能的失落感。尤其是我们南大的一部分学生，特别是中风险地区的，也有一些低风险地区的，他们都选择了留在学校过春节。
在我看来，年味其实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团聚，二是传统。就团聚而言，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和家人亲友团聚，当然是一种非常大的遗憾，但是亲情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包围着你，不管是选择网上的视频工具，还是等疫情结束之后再相聚。亲情是恒久绵长的，虽然有遗憾，但这个遗憾是可以去弥补的。
年味的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传统，就是春节相关的习俗。尽管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有种种限制，但其实大家还是在尽可能地营造一个过年的氛围。比如说南大，我们就为这些留校过年的孩子专门定制了年夜饭，大年初一早上也有特殊的新年早餐，这些都是免费的。所以我在想，固然过去我们讲要体验感受年味，但其实年味我们也可以去创造。在疫情这种新的挑战下，可能更需要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年味。
春节期间，阅读自然也会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在高校当老师、做研究，阅读早已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体，我其实到哪里身边都会带着一本书，这是我安全感的重要来源。我好像没有一个特殊的阅读计划，随手拿一本都可以阅读。
年我会有新的写作计划，这和我目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的课题有关。我现在有个外号，同事们都管我叫“李冷绝”。这个研究专注于在海外收藏的中国古代带有插图的古籍，我想通过我的研究去唤醒这些沉睡已久的非常精美的古籍中的图像。我暂时想到一个标题，或者说是标题的一部分，我会管它叫作“唤醒睡美人”。我把这些艺术品看作睡美人，她们仅仅保存在博物馆里是不够的，希望通过我的研究让今天的大众和学界更多的去认识、欣赏、理解她们，这其实和我前面写《中华文化故事》主体的思路一样，只不过那是普及型的大众读物，“唤醒睡美人”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学术著作。
总体来说，疫情给我们整个的生活带来了一个非常全新的挑战。我们能做的不外乎就是做好我们手中的事儿，踏踏实实地往前走，其实就是 的一种“抗疫”。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这样的话，即便光阴嗖嗖似箭，你也可以气定神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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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雨萌
“过年的福菜轮到我做了”
汪雨萌，青年评论家，任教于上海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中心。在汪雨萌看来，“就地过年”，也许一些年俗与观念在改变，不变的是春节与“家”之间的紧密连接。
——
虽然在上海生活已经十多年了，但我每年都是在南京过年的，今年也不例外，我和先生早就准备了很多年货，给单位和女儿学校报备好，就等学校放假，火速回南京。返乡政策出来后，很多人都选择就地过年，但上海和南京之间还比较通畅，加上父母公婆也比较想念孙女，因此我们还是决定回南京过年，1月22日，满载着年货，我们一家三口自驾回家了。
今年的过年活动自然较往年简单许多，不能回老家，也要少走亲戚，但还是有些“保留项目”，给这个略显冷清的年增加一点仪式感，比如写春联、做肉圆、灌香肠、做看灯鱼等等，平时虽然这些都能吃，但过年的时候总要把家里弄得烟火缭绕，食材都满满地堆在屋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年味儿”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炒福菜”。这是我南通老家的传统年俗，和南京的“十样菜”有点像，但十样菜平时也可吃到，福菜却只有过年时才会做，而且必须是腊月廿八，荠菜、金针、大蒜叶、水芹、百叶、胡萝卜、水笋、豆芽、咸菜、木耳炒在一起，都是口味重的蔬菜，吃起来有一种奇异的香气，很上头。福菜一般由家里的媳妇或者女儿来炒，我没结婚前都是我母亲每年准备福菜，现在轮到我了，也许以后我女儿长大了，结婚了，还能继续炒，也算是一种传承，中国的节日大体是“吃”的节日，不一定非要山珍海味，但是吃的仪式感总是很足，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网络化的时代，吃的仪式有时会变得简略和同质化，但像福菜这样在小地方仍然传承的年俗，其实也很感人，不该被忘记的。
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我的上半年都是在给学生上网课和陪女儿读网课中度过的，在直播授课时，我常常有点惶恐，因为不能看到学生表情和肢体的反馈，我反而比面授时备课更加仔细和严谨了。不能出门，不能游玩，我反而能在家里对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进行观察和反思，也通过抖音、B站等媒介，了解了很多我从未见过的生活景观，我也为此写过一篇小文，最近也读了一些如《理解媒介》《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些和媒介、日常生活文化有关的书籍。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年很多人选择就地过年，可能会给很多传统的年俗和观念都带来改变，不论就地还是返乡，我想大家的心都与家人在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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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和邻居共读《红楼梦》”
潘知常，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美学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一位广受大众喜爱的红学家，在喜马拉雅讲授《红楼梦》，拥有粉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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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往年的情况，我和家人会选择去国外。因为我要求自己多学习，一年自费出国至少两次。今年情况特殊，就只有一种选择，在家过年。在这之前，我已经闭门读了四个月的书，春节期间就要动动了。这几天就在和我太太商量，过年起码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在南京看看演出或者艺术展；第二个，我们商量，在车程范围内，开车出去走走。
另外，春节期间，还要跟我所在的卧龙湖小镇的朋友们一起来聊聊《红楼梦》。我们小区的朋友来找我，说他们统计了一下，春节在这里就地过年的人有两三千人，我们这个地方，文化人和退休干部多，白领多，他们和我商量做个读书活动。我说干脆就春节期间，全小镇的人共读《红楼梦》。
春节期间的另一个计划，就是要修订完善我今年准备出版的两本书。其一，是《红楼梦为什么这么红》，这是我之前出版的一本普及《红楼梦》的书，现在被收入《新时期红学大系丛书》，这套书共三十本，包括周汝昌、冯其庸两位先生的书，都在里面，我的也是其中一本。春节中，我要把这书修订一下，交给出版社。其二，我的一本导读我的生命美学的小册子，十万字，也计划今年出版。这是根据我过去做的学术报告整理的，进行修订完善，正月十五之前能做好。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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