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年生于安徽濉溪，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中国文明通论》《重寻近代中国》《“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晚清二十年》等书。
不少学者评论马勇是“温情写史”，他也主张“怀揣着温情与敬意旁观历史”，对于曾经为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一直是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
马勇借用陈寅恪“同情的理解”的原则，强调对历史上的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其作为。然而，这个原则说起来容易做到难。人们在谈到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时，总是容易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比如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慈禧太后，这位在过去上百年被标签化的历史人物，被康梁师徒视为“万恶之源”。马勇则从历史视角重新审视慈禧太后，在他看来，慈禧并不简单是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那样邪恶，那样不可理喻。在慈禧当国的四十多年间，晚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工业化从零起步，至年她去世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城市化也在这个时期有了进展。
再如袁世凯，马勇在看了大量的一手史料后，并不认为他在武昌起义后就开始谋划“窃国”，“史料里面明明讲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幕僚们在他家讨论如何应对这个变局，一半建议他起兵平叛，另一半建议他登高一呼自己把皇帝做了。袁世凯讲：我不要革命，我子子孙孙也不做革命党。袁世凯认同的是君主立宪制的路子，但又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清廷不往前走的压力和革命党不信任的压力。袁世凯可能也是在利用这个危机来推动。”
马勇说，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其置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量，而不是刻意为其辩解。
“我总觉得一个历史学家要保持一种童心，绝对不应该以今人之恶去猜测古人。中国从孔孟以来强调做人堂堂正正，接受的都是君子教育。我总认为不能以后人之小心计来讨论前人的大智慧。我们今人也很快成为前人嘛，后人会怎么讨论我们？”
马勇写过不少历史人物，写严复的时候，他就把严复的照片贴墙上，写到得意的时候跟照片对视一下：这句话写得可以吧？
“这个时候，历史学家就是在和死人对话，死人处于绝对的话语弱势，他没法辩解，如果历史学家以很恶的角度去揣测研究对象，那不就是在制造冤假错案吗？”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马勇的基本想法是，“讲历史人物的好，你就多讲一点都不要紧；讲历史人物的坏，一定要很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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